在微博通过社会网络传递信息的时候，传统媒体发现自己已被深深地卷入了新媒体的漩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邓建国在对美国报业的研究中发现，美国报业投入微博怀抱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交往已经成为年轻人新闻消费的重要动因，即通过对新闻的分享、谈论来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在新媒体环境中，新闻的社会交往功能进一步突出，甚至成为了所谓的“社会通货”(social currency)。正是这样的互联网新发展导致媒体商业模式的改变。传统媒体的垂直传播正逐渐被社会性媒体的平面传播取代，报纸网站如果仍然垂直传播将无法吸引受众。

　　邓建国进一步分析认为微博与新闻是天生一对，微博快速、双向、开放的平台设计完全适应新闻的生产，已被视作记者的完美工具。微博在报道突发新闻、强调现场感的新闻报道中大显身手，被形象地比作新闻的脉搏。新闻生产不再以组织为中心，而变成公众介入、持续循环的传播过程。他认为，传统媒体应主动利用社会性媒体开源截流，会大量提升流量，应利用社会性媒体进行新闻采集(跟随或检索新闻人物、目击证人、专家、或新闻主题等获得新闻线索)、制作(多名记者就同一主题协同报道，即时发布)和营销(借助网络效应，扩大影响;通过多个账号，精确投放)。

　　在新闻报道的具体领域，微博不仅适用于短平快的突发事件报道，调查性报道的记者也开始尝试用微博作为报道和收集线索的利器，并与现有的制度互动，推动舆论监督的进程。凤凰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邓飞以亲身经历的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为例，阐述了在微博这一最新的web2.0形态出现之后，调查性报道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发生后，在面临本地媒体报道有巨大压力，异地媒体又无法报道的情况下，调查记者和当事人在互联网尤其是腾讯QQ群和微博上对事件的圈子内和圈子外传播，用策略化的手法，推动这一事件的公布和报道，最终推动事件得到关注和妥善处理。钟家姐妹在记者的鼓励下在新浪开设微博成为事情的转折点，钟家姐妹和此事件的关注者在微博上的直播和转发在网络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关于微博的社会功能，邓飞认为，微博对于公众的政治参与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关注该事件的网友、博友在发现事件的处理结果不合理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原本单纯的旁观者身份，开始行动起来(打电话给省长热线，市长热线，施加压力)。邓飞发现，如果在微博上做了有道德的事，说了有见识的话，就会被鼓舞。在互相鼓舞之中，原本会被控制的言论逐渐变得不敏感了，在这进退之间，舆论监督的空间就可以慢慢争取过来。